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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2 22:11发表

这句话一看就跟六十年代的人有关，什么年代的人最会牢记老毛的诗句呢？显然是六十年代生人。于是在我们当今中国所有的类型电视剧中，稍稍写了一点非样板 的、非脸谱化的角色的作品，就格外突出了，这部和亮剑同时出自编剧江奇涛手笔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集合了大革命孙文离世后、汪精卫投敌叛变之后 的两个普通家族的青年们，分别投身国民、中共两党的历史，就在沸沸洋洋的原型追问中开始了，这正是2009大夏天，五十集的剧情正往建军节走。

当然了，我感兴趣的并非这种剧本身，而是因为它提到了我的老家湖南醴陵：1925年，湖南醴陵。杨氏家族有三个子女，长子杨立仁是个教书先生，沉稳多谋；在广 州读书的女儿杨立华独立而有主见；小儿子杨立青生性顽劣但勇敢正直......

如果说世人都知道国民党中因蒋帮势力所形成的奉化系，与之 规模同等、影响巨大的，可能就是醴陵系，怎么说明这两个上不得正史却确实存在的军内派系呢？就这么说吧，解放前授勋少将以上者，国民党内醴陵籍人士200 名以上，注：未战死。解放前荣膺国民党军“模范县”。更有趣的是，解放后同样的中国共产党授勋统计，中共党内醴陵籍人士200名以上，战死的、走错误路线、脱离革命的就更多了，随便举两个例子吧：能文能武左权将军，党内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等等。

呵 呵，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会造就这么多的将军？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了。同样是无湘不成军的湘西、湘东北，分别也有许多地区出了不少将军，比如吉首、永顺、保 靖、平江等等，全是经济不发达之地，你当然全没听过，因为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如果你还没什么印象，平江出了彭德怀，湘西出了贺龙、罗荣桓，这你就明白 了。在战争年代，无湘不成军，从抗日到内战，湘军全被拆编入各系在流血。而在文革，湘西很多地方的湖南人又都在武斗，真的，血流成河也有。在和平年代，比 如永顺下面的某些地方至今乡干部仍然会带土枪出去防身，民风彪悍可见一斑，好啦，好在湘西、湘北、湘南、湘东北现在都在拼命搞经济，局部太平了。否则金融 危机一来，一下岗，一改革，动辙堵路，堵国道，堵火车，随便搞搞一天就是几个亿的损失，每次都要抓一批带头分子。这是什么啊，社会学家会说这是地域传统， 地理学家说这是地域心理，用荣格的话说，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啊。

我的天啊，我的集体无意识就是革命啊!

有时候我看类似报道 的时候，总会悄悄地傲然一笑。呵呵，哪里还有胜过我们老家那个地方那么多的、那么鬼、那么革命的军人呢，国共两党名单一看，醴陵籍两边都赫赫在目，就说湖 南和平解放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程潜、总司令陈明仁吧，全是醴陵人，后来的程家大宅就在我爸小时候的院子边上天天放学经过它，说到这个，那些喜欢谈论历史的 男人们总是会大吃一惊，那前任党主席何键呢？是啊，不也是醴陵人么，家里很穷，被父亲卖田才送去陆军军官学校混了个文凭，逮谁舔谁，先在程潜手下当了个小 队长，后来见权贵就死磕。特别死磕老蒋，最后没办法，也被老蒋换到南京政府当国防部长去了，因为湘军是烫手山芋，不可壮大。何键是没办法的，因为，就是他 杀死向警予，还有杨开慧。

何键很搞笑的地方是他喜欢以乡绅作派干预湖南执法，所以湖南人经常象河南人谈论韩复渠的笑话一样谈论何键的笑话，比 如他经常觉得某人如果不是因为缺钱而违法，那肯定是天良丧尽，就算没干什么杀人越货的坏事，哪怕没干成，他也要下令严惩，他说的严惩就是枪毙。即他的逻辑 是缺钱而违法是情有可缘，如果又不缺钱又要违法，那肯定是人品不好，枪毙。他调任南京的时候，最后还亲自批了一个案子，说一个长沙妇女竟然嫁给小日本作 小，人家小日本商人回日本了，不准备回来了，那也不行，有违国民妇女节气，枪毙。所以说明他这个人的思想体系里面，和程陈二人差得很远的地方就是，喜欢道 德制人，远胜大是非和大胜负。

陈明仁不是老蒋极器重的干将吗，不错，林彪所承认唯一战败过的国民党人，就是陈明仁。蒋公爱将，陈明仁长得浓眉大眼，却很沉稳静气，实际上很有儒气。可惜蒋公疑心太甚，很难容梗直的人在身边。戴笠死后，毛人凤接任军统，其后就是醴陵籍刘咏尧，这都算是搞政治的，不算是通过战功成名的了，打战的时间不怎么长，这个人后来好象也也就任过国防部长，但是他的才华是儒名远播，不仅官当得还可以，后来还当过台大教授，写过很多教科书类的著作，其实是个才子，顺便要提一下他的孙女就是刘若英。

我这越说就越远了，大概是因为我妈非要看，随手看了一眼电视当中的描述，无意中激起的地域荣誉感吧，呵呵。

其实打战是很灭绝人性的事，因为湖南近代有尚武的传统，当兵打仗的人很多，战争对人的异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感慨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也。

环球网实习记者高倩报道，据英国广播公司4月29日报道，英国大学被疑试图在排名表中造假，八所大学被举报在过去的两年中试图给学生施加压力来让学生在“全国学生调查”中给学校打出更高的分数。

英国每年都要耗资220万英镑用于评选当年的大学排行榜。其中，“学生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是决定大学排名的关键，也会影响到大学在学生和雇主当中的声誉。被举报到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八所大学包括：斯旺西大学（Swansea），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德比大学（Derby），莱斯特大学（Leicester），朴茨茅斯大学（Portsmouth），桑德兰大学（Sunderland），金斯顿大学（Kingston）和伦敦都市大学（London Metropolitan）。

据悉，举报的内容包括：系主任和讲师曾告诫学生，如果他们给学校打高分，自己毕业文凭的含金量也会相应提高；学校工作人员选择部分学生代笔其他同学填写调查问卷；一个讲师曾告诉医学院的同学说如果学生们不给学校打高分，他们自己将来也很难找到好工作。学生组织和政治家纷纷表示，这一指控将使整个大学排名工作的公信力都会受到质疑。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已经要求校方对此事件在内部进行调查。

P.S 首先要跟生活在我周围滔滔不绝涌现的考据癖们、文棍们申明，我写的东西一概不跟字典释义有关；次要打消别人兴冲冲找我碴的念头，咱也就是看个电影，跟你们读哲学读到屁股里面的人不是一边的，不用拉我掐架。我们仅仅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人们一直惊叹大约在两千年前，东西文化轴心几乎同时出现，几乎差不了多少时间，西方的神话文明，东方的易经，神奇的在差不多的时代出现。在这两个轴心里，可能投射了人类的两种文化，西方的所有哲学、思想、戏剧、史诗里，只有自我的变迁：神话是人神之战即我与超我的诘问；命运是我与非我的关系；我一直在和我打架，因为人类无法认识自我。而东方轴心，则全部集体无意识的描述了一个原型：大我与小我，无论你用责任和放纵、控制与欲望、君与臣、父母与子女、......还是别的什么词汇代替，都可以成为原型的变奏，几千年都在讲一个原型变奏的故事。史、文学、思想、哲学、艺术，差不多都是这两种轴心的反映。

很有趣的是，从目前看，有一样东西跳出了两个轴心，那就是科幻，特别是卡梅隆的科幻电影。实际上，科幻是无意识的映射了人类的新意识，一头通向自我，一头通向宇宙，在意像中完成了造世界的意志：我们学习规则，我们掌握规则，我们通过规则的复合运用制造出一个蕴含着完全不同又与旧规则息息相关的世界：我们开始掌握，有关于造世纪的梦想。也许这也符合本体论的主体间性，我们如此清晰的知晓自我(主体)与世界的关系。

这是一个脱离“我“的新轴心，看上去是老美做出来的一部大片，却意味着人类的文化轴心新起点，我们刚刚发现，也许世界将从这个轴心再度出发。

Jade

乔治·卢卡斯曾说：“凭空创造出一个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疯子才能够完成。我曾创建一个《星球大战》的世界，卡梅隆现在做的这些是在挑战我们这些前辈的成果。”

本刊记者 刘子超 王大骐

1. 8岁的一天，卡梅隆感到世界要完蛋了。那是1962年，古巴核弹危机爆发，卡梅隆在自家的茶几上发现一本建造防核尘地下室的手册。后来他说，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此之前，他关心的只是要在路灯点亮前骑车回家——听爸爸的话。
“曾经，我以为我们的世界是和平安宁的，”卡梅隆说，“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我们所在的世界可能在任何一瞬毁灭。”
从那时起，卡梅隆开始着迷战争，而那些躲在毯子里、打着手电筒、彻夜阅读科幻小说的经验，更加深了他的恐惧。
可是21世纪的世界并没有像他小时候所想的那样完蛋。“阿西莫夫说，科幻小说的读者是一群从现实逃亡污浊的、被核战争困扰、人口负荷过重的世界的人，”如今卡麦隆觉得这不是一种纯粹的逃避主义，而是对未来的建构，“经历过1960年代的一切，科幻给予了你一种有趣的视野，让你用一种末世情怀来思考世界，而我也始终没能摆脱过‘末世’这一主题，甚至连非科幻片（泰坦尼克号）也不例外。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末世’。”
这个早熟的男孩，最终成长为好莱坞描述末世图景的国王。从2029年的机器人战争，到1912年的巨轮沉没，再到潘多拉星球的殖民与反抗，卡梅隆的每部电影背后都埋藏着童年深处的恐惧。他要告诉人们的是，如何通过人道和灵魂进行自我救赎。

2. 如今，卡梅隆已经56岁。
他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电影一直是造价最高昂的，打破他的纪录的只有他自己。《终结者2》是第一部制作花费超过1亿美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首次刷新了2亿美元，现在《阿凡达》的造价高达3亿美元。
在牌桌上，卡梅隆的策略通常只有一个：一次性把全部筹码推出去，甚至有时还追加上自己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胜利女神总是偏爱神勇的国王。《终结者2》全球票房收益5.19亿美元，《泰坦尼克号》至今保持着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纪录18亿美元，而《阿凡达》，根据最新数据，已在全球狂卷13.5亿美元。
相比于乔治·卢卡斯的外太空史诗片、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惊悚科幻，卡梅隆的电影更血腥，影像更有冲击力，但骨子里却暗含深情。在卡梅隆看来，《阿凡达》就是一部关于女人，关于人们如何相爱的电影。男女主人公虽然来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文化，但一句“Iseeyou”却成为他们重新审视世界的开始。
“他是那种典型的技术型小子，”斯皮尔伯格说，“但却能把故事讲得楚楚动人。”
作为一个8月16日出生的狮子座导演，卡梅隆内心深处的温情往往被外表张扬的霸气掩盖。他一直在造梦，而且每一个梦都影响了整个电影业的发展。他从不曲意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是不顾一切地制作出心目中理想的电影。
“只要听到‘你不行’、‘你不可能’、‘你办不到’这样的字眼，他就会勃起，”与卡梅隆相交多年的演员比尔·帕克斯顿说，“外界的质疑声一直是成就卡梅隆电影帝国的基础。”
对于那些阻拦自己前进的障碍，卡梅隆总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他把自己视为一头荒野上的独狼，甚至会咬伤那些伸出的援手。“告诉你的老兄，他正被菊爆，如果他不乱动的话，也许就不会那么疼了，”这是他在片场让福克斯制片人给公司高层带的口信。
卡梅隆讨厌不像他一样发疯工作的人。一次制片人兰道被卡梅隆训斥：“为什么你皮肤晒黑了，这里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一天在这里工作14个小时，只能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和第二天早上看到太阳。”
他总是不断地透支自己，把自己放逐在崩溃的边缘。一次在片场，卡梅隆看着自己手上浸满的道具血浆说：“从以前的电影中，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我都沾满了如此之多的鲜血。”
卡梅隆的骨子里充满英雄主义思想。“骄傲自豪地活着，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即便这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卡梅隆说，“在好莱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严格的自我要求。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多少人值得信任，与你握手不如说是敷衍。他们想跟你签电影合约，不过是因为你有用，是个成功的导演。我讨厌好莱坞这种势利的行为。我可不想因为做出了点成就，就被人捧得高高的。”

3. 卡梅隆出生在加拿大，一个离尼亚加拉瀑布不远的小镇。2004年，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愤怒的卡梅隆撤销了美国国籍的申请。卡梅隆的父亲是一家纸厂的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艺术家，这似乎注定了他一生下来就具有工程和艺术两方面的天赋。他曾经带领小伙伴们制造过一个足以在地面上留下弹坑的抛石机，还用一个自制的潜水艇把一只老鼠送到了尼亚加拉河底。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他的梦想是写作科幻小说，并为它们绘画插图。
“现在想来，做电影导演是我顺理成章的选择，因为电影就是用画面讲故事，”卡梅隆说，“不过那时，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导演。”
卡梅隆第一次考虑把电影作为职业是在1968年，他独自看完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部片子票房惨淡，1500人的电影院只坐了寥寥数人。当卡梅隆晃晃悠悠地从电影院出来，他坐在路边，开始呕吐——被电影中迷幻般的镜头弄得晕头转向。正是这一刻，卡梅隆完成了从电影迷到电影人的蜕变。更确切地说，他开始迷恋电影特效，他希望自己成为那个使宇宙飞船看上去栩栩如生的家伙。
卡梅隆找到一本介绍《2001太空漫游》的厚书，尽管对其中的电影名词一知半解，他仍然开始按照书中的模型制作宇宙飞船。他始终不明白电影的特效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把《2001太空漫游》反复看了10遍，只为弄明白他所看到的一切。
有趣的是，1994年拍完《真实的谎言》，卡梅隆找到已经隐居的库布里克，与他一起观看自己的新作。影片中，施瓦辛格驾驶鹞式战斗机发射一枚导弹，导弹上挂着个恐怖分子，穿过写字楼，击中一架直升机，轰隆爆炸！卡梅隆反复播放这组镜头，让库布里克看懂那是怎么做出来的。
17岁时，卡梅隆一家搬到了南加州的橘郡。他被一所大学的物理系录取，却很快对课程感到失望。“我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卡梅隆说，“但你知道，我并不想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他退学，和一个汉堡包连锁店的女招待结婚。
那是一段自我放逐的岁月。他抽大麻，酗酒，一度给学校做卡车司机。“我成了蓝领工人，”卡梅隆说，“但我一直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思考，我绘画，我写作，我想着电影。”
1977年，乔治·卢卡斯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取得巨大成功，这直接刺激到卡梅隆。他开始到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复印那些电影视觉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他研读了两大麻袋论文，仅仅花了几百美元的复印费，就完成了美国最好的电影学校的视觉专业课程。
“从一开始，我就被电影特效吸引，”卡梅隆说，“我对电影史的兴趣几乎为零，我根本不知道亨弗莱·褒加是谁。”
这期间，卡梅隆拍摄了一部人与机器人之战的科幻短片。这部片子让他获得了好莱坞制作人罗杰·科曼的青睐，正式进入了电影行业。
科曼的工作室堪称当时新一代电影人的摇篮，弗朗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人都曾在这里工作。在拍摄《星空大战》（BattleBeyondtheStars）时，卡梅隆奉命设计片中的宇宙飞船。他获得了科曼的褒奖：“他画的草稿棒极了，是我见过最好的。”
卡梅隆对工作格外投入，经常干至深夜。在他的世界里，早已没有前后左右之分，只有宇宙飞船的舱头舱尾、左舷右舷。卡梅隆很快脱颖而出，第二年就升职为《恐怖星系》（GalaxyofTerror）的特效导演。他的雄心勃勃自然也招来非议。“工作室的人大都讨厌我，”卡梅隆后来说，“可我不在乎这些。”

4. 1981年，卡梅隆成为《食人鱼2：繁殖》的导演，这是他第一次获得执导影片的自主权。他来到意大利，发现电影的经费严重不足，而和一口意大利语的工作人员相处也并不愉快。
在近乎隔绝的境地里，卡梅隆每天只睡3小时，几乎单枪匹马地完成了所有工作。拍摄完毕后，制片方出于对这个羽翼未丰的导演的轻视，不让他参与影片的最终剪辑。怒火中烧的卡梅隆用一张信用卡撬开了工作室的门，自己设法学会了意大利的剪辑机。
夜复一夜，卡梅隆溜进工作室，剪辑自己的电影，而饥饿、贫困折磨着他，终于把他击垮在罗马的一家小旅馆里。睡梦里，他梦见自己被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杀手追杀。梦境是如此清晰，以至他被惊醒后，敏感地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是电影史上没有的。
在分析了10部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后，卡梅隆发现，让普通人置于死地而后生是电影最吸引人的桥段。于是他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2014年，经过和机器人的一场大规模核战争，现代文明已经灰飞烟灭。人类最终胜出，然而机器人派出一个看似不可阻挡的勇士回到1984年的洛杉矶，他的任务就是杀死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未来的人类领袖，以及他的母亲。
剧本最终来到阿诺德·施瓦辛格手里。这位昔日的健美冠军在餐桌上兴奋地和卡梅隆谈起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演出终结者的关键在于压抑人类的一切情感，表现出机器人的冷酷无情。
尽管如此，在付账时，冷酷的施瓦辛格还是拿起了账单，因为开着辆破雪佛兰的卡梅隆身无分文。

工作时，卡梅隆总能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他变成一个疯狂的完美主义者。“他会事先在头脑中设定好每一个细节，”施瓦辛格说，“即使出现一丁点差错，他都会暴跳如雷。”
“你做得糟透了，”拍完一个镜头后，卡梅隆毫不客气地对扮演机器人的施瓦辛格说，“人类都不会比你做得更差。”
尽管有时气得要命，施瓦辛格还是被卡梅隆的敬业震惊。在拍摄特技镜头时，卡梅隆都会亲历亲为。“他不带任何防护措施，多危险的动作都毫不犹豫，”施瓦辛格回忆，“很多次我都对自己说，这个人一定是他妈疯了。”
卡梅隆曾信誓旦旦地对施瓦辛格说，不用担心台词太少，“这会是全年最令人怀念的角色，甚至10年内都是。”如今，施瓦辛格在电影中的台词——“Hastalavista，baby（再见，宝贝）”、“I'llbeback（我会回来的）”——依然令人记忆犹新。
“我们将终结全球变暖，”在竞选州长时，施瓦辛格操着他标志性的语言说，“我们将对犯罪行为说‘Hastalavista’。”
《终结者》在票房上大获成功，本来负责这部影片发行工作的Orion影业公司高层并没有看好它，打算草草地放映一周了事。然而，这部小成本（650万美元）的电影却在全球掳获了7800万美元的票房。即使取得了成功，影业公司仍然没有为电影追加一分钱的广告。
“我对这样的决定失望至极，”卡梅隆愤怒地说，“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摊狗屎。”
当初，为了能导演自己的电影，卡梅隆不惜以1美元的价格，把剧本卖给制片人高尔·安尼·赫特。电影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赫特。她和卡梅隆开始拍拖，在时速 120迈的车上，卡梅隆会若无其事地抽着烟，给她打电话。对卡梅隆来说，爱情是一种对创造力的催化。不久之后，他执导了《异形》的续集。当演员西格妮·韦弗第一次来到片场，她就被镇住了
。

“我从大学开始，就致力于枪支的监管，”韦弗说，“可当来到片场，我看到无数支枪，全部是吉姆（卡梅隆的昵称）亲自设计的。”

5. 《异形2》使韦弗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而卡梅隆亦凭借此片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对卡梅隆来说，拍电影就像是打仗，获胜经常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拍摄《深渊》（TheAbyss）之前，卡梅隆找到莱昂纳多·戈德伯格。“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卡梅隆盯着这位福克斯公司的老板说，“一旦电影开始拍摄，唯一可以阻止我的方法就是杀了我。”戈德伯格吓得一身冷汗，完全相信眼前的家伙所言非虚。
直至今天，《深渊》仍是电影史上拍摄难度最大的电影之一。它讲述了一个美国核潜艇突然被撞击沉入深渊，几位钻油工人奉命救回潜艇队员的故事。卡梅隆在南加州一家废弃的核电站建起一个能容纳800万加仑水的巨大水箱。为了模拟深海效果，卡梅隆把大量的浮力球平铺在水面上，遮挡自然光线。整部电影都要在水下拍摄，主要演职人员都必须具有潜水资格。拍摄期间，演职员每天要在水下呆10小时。很多时候，他们日落后开始工作，凌晨2点才爬出来午饭。
和演员一样，卡梅隆也戴着防水面具。不过一个单向的对讲机允许卡梅隆像国王一样向水下传达命令，而演职员却无法回应。“这可能是每个导演的梦想，”卡梅隆说。不过，艰苦的拍摄很快使演职员发明了一套手语。大拇指朝上表示“要崩溃了”，两根大拇指朝上则表示崩溃和绝望的程度加深一倍。
卡梅隆依然身先士卒，他和演员们一起长时间呆在水下。只有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他才会去要求他的部下。经过最初阶段的热火朝天，疲劳开始像吸血鬼一样折磨每一个人。因为长时间的浸泡，蓝色潜水服往往一两天就被漂白成灰色。头发和眉毛也难逃厄运，当人们爬出水箱，漂白的眉毛迎着冷风脱落。
主演艾德·哈里斯至今无法忘记每天拍摄结束后被拖回酒店的情景。有几次，这位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演员，甚至像小女孩一样哭泣起来，可第二天一早又不得不重回片场。
只有卡梅隆从未动摇。坚定的决心是他力量的源泉：“拍摄中困难不断，但这些都不能让我泄气，只能让我鼓舞。”
由于担心超支，福克斯派出一位资深制片人来到片场监工。他坐着租来的卡迪拉克，西装革履，告诫卡梅隆要缩减拍摄计划和开支。悲剧发生了。“和吉姆打交道，你要先明白两件事，”《深渊》的摄影师说，“第一，他讨厌被叫做吉米；第二，他不愿意陌生人碰他，不幸的是，那位制片人把两件事都干了。”
拍摄《深渊》时，女主演玛丽·伊丽莎白便因与卡梅隆意见不合，闹得很不愉快，而卡梅隆和赫德的婚姻也陷入危机。人们记得当时赫德的T恤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生活是深渊，然后你跳下去。”
跟卡梅隆合作过的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一部分人觉得他不可理喻，但同时大家又都以拥有一件写着“你吓不倒我，我跟詹姆斯·卡梅隆一起工作过”的T恤衫而自豪。
当有人向卡梅隆求证，是否因他要求过高而让别人觉得他很难相处时，卡梅隆说：“我觉得做得更好不是什么错，对电影工作来说更是如此。”
《深渊》为电影特技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水下特技效果。卡梅隆运用各种方法表现水下奇观，启发了一批电影人，之后的《猎杀红色十月》、《红潮风暴》和《U-571》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卡梅隆后来的《泰坦尼克号》也运用了在《深渊》中实践过的多种特技手段。
《深渊》中开创的另一个特技技术更具有革命性的影响，那就是它首次在电影中使用了大量的电脑生成影像。这种技术不但解决了利用模型难以拍摄在三维空间运动的生物体的困难，创造了令人信服的海底游泳智慧生物形象，而且创造了片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会变形的水柱，这种电脑生成变形物体的技术改变了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

6. 在好莱坞，最大的资本不是金钱，而是梦想。梦想是进入这个国度的钥匙。而卡梅隆一直梦想拍摄一部以1912年豪华邮轮“泰坦尼克”沉没为背景的电影，旨在赋予其人性的一面。在卡梅隆看来，这部影片并非文献片式的电影，而是一次真实的历史体验。他想让观众置身泰坦尼克号，体验沉船前最后的时刻，体味这场灾难恐惧而迷人的荣耀。
对大多数人来说，卡梅隆的想法荒唐透顶。这个故事难道不是众人皆知的陈词滥调？遑论拍摄的巨额耗资。他们说，卡梅隆总是一次次地挑战极限，这一次他们希望看他摔跟头。
为了这部电影，卡梅隆决定去拍那艘货真价实的沉船。卡梅隆聚集了一支名为“蓝色潜水”的探险队。探险队包括一艘同类船只中最大的俄罗斯科考船和两艘可以下潜到泰坦尼克号残骸深度的潜水艇，这样的潜水艇全世界也只有5艘。
每次下潜都像是一次登月任务。当卡梅隆最终来到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方，他感到时间消失了。他后来在《泰坦尼克》的书中写道：“我仿佛可以听见1500人在颠簸的船上哭喊，可以看见巨浪般的海水倾泻至栏杆前、而史密斯船长向船员说别了的画面。”
回到陆地，从未落泪的卡梅隆“大帝”一度失控。“我此前做过太多有关泰坦尼克号的调研工作，对整起事件都了如指掌，”卡梅隆说，“可当我在沉船甲板附近时，我被震撼了，我为死在那里的无辜者流泪。”
为了让观众为泰坦尼克号哭泣，为在那艘船上的人哭泣，卡梅隆想通过两个观众在意的角色，为他们创造一个情绪上的照明棒。杰克和罗丝便是基于以上原因产生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他们的故事。
“我意识到我这部影片必须从头到尾是个爱情故事，”卡梅隆说，“有哪种浪漫能比泰坦尼克号故事里男人女人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残酷命运哭泣更让人心碎？”
为了复制泰坦尼克号的场景，卡梅隆设计了一条228米长，10层楼高的邮轮。一座足够容纳它的影棚也在墨西哥拔地而起。面对千余名演员，卡梅隆坐在塔式吊车上，用扩音器指挥。
电影的细节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真实程度。“绝对正确”的苛刻信条被每个部门严格执行。每一样东西的外观，每个人如何走动，怎样说话，有哪些礼数，执行日常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表现，都必须一丝不苟。
开机几周，剧组已超支数千万美元。当被问到耗资如此巨大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何感受时，卡梅隆淡然答道：“我们是在打造奇迹，而打造奇迹需要花钱。”
卡梅隆是个不好惹的家伙。“他咄咄逼人，即使在某件事情上我与他站在同一立场，有时也会被他攻击，”福克斯公司的高层比尔·梅坎尼克一脸无奈，“就好像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明明是自己人，他却向你开火。”但卡梅隆身边总有一批固定的追随者，他们一面膜拜卡梅隆艺术上的伟大，一面忍受“国王”性情上的反复无常，以及毫不客气的劈头痛骂。
《泰坦尼克号》未能在1997年7月如期上映，预算也由1.1亿美元飙升至2.5亿美元。卡梅隆放弃了1000万美元的导演和制片费，只拿100万左右的剧本费，但福克斯公司还是认定这部电影会赔钱，要求搭上他下一部电影的分成比例。
对卡梅隆的质疑铺天盖地，就连《时代》周刊也打出了“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能避免灾难吗？”的标题。有人预测，即使《泰坦尼克》的表现超越了同样长3小时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与狼共舞》，制片方仍将损失7000万美元。
顶着舆论和市场的压力，卡梅隆决定背水一战。在剪辑《泰坦尼克号》时，他甚至在计算机旁绑了一把剃刀，上面写着使用说明：“电影砸锅了使用！”（Useonlyiffilmsucks!）
《泰坦尼克号》终于在圣诞节前启航，当年的火爆程度如同现在的《阿凡达》。当《洛杉矶时报》的影评人肯尼斯·图兰发表一篇恶评后，愤怒的“国王”终于毫不客气地撰文回击了。
直到今天，卡梅隆依然对泼脏水的人耿耿于怀。“一开始，他们把我当成好莱坞最大的傻瓜，他们削尖了刀子，要把《泰坦尼克号》刺得体无完肤，”卡梅隆说，“但他们被我打败了，操他们，操那些泼脏水的人。”
《泰坦尼克号》让卡梅隆再一次享誉全球，博得18亿美元票房。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部电影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1项大奖，卡梅隆也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好莱坞“国王”。

7. 1997年，《泰坦尼克号》成功之后，卡梅隆加冕成王。此时的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举目望去皆为他的疆土。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可他消失了。一消失就是12年。
其实，从1998年开始，卡梅隆就打算征战新的疆土。他认为至少能在当年暑期，最晚年底，开拍早在1994年就完成剧本创作的《阿凡达》。
“我当时的野心太大了，当时的技术根本不可能完成它，”卡梅隆回忆道。经过严密的计算，如果当时拍摄《阿凡达》并且特效达到卡梅隆预想的效果，成本将高达4亿美元。所有思维正常的大公司老板都会被这个数字吓跑。
卡梅隆只好默默等待，同时开始亲自创造能匹配自己电影野心的技术手段。
1999 年，他寄给一起合作过《泰坦尼克号》的水下摄影师文斯·佩斯（VincePace）一张从洛杉矶飞往东京的头等舱机票。他们在索尼高清摄像机研发部碰头，说服了那里的研发人员，把他们生产的HD摄像机中的镜头和图像传感器分离开来。这样，摄像机将会变得更为轻便，甚至可以直接拿在手上。
索尼的技术员同意了这个想法，并为此专门开设了一条新的生产线。于是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卡梅隆和索尼的工程师一起，着手改进一种新型的、轻便的3-D立体摄像系统——他们最终做到了。

接着是初始测试。佩斯准备找几个演员，看看拍摄效果，而卡梅隆却有其他想法。他让佩斯把3D摄像机固定在一架二战时期的P-51战斗机上，接着跟飞行员一起跳上了飞机。在空中，他们找到了目标——1架B-17空中堡垒。摄像机预备，B-17战斗机的0.51口径机枪便开始不停地向P-51射击空弹壳。卡梅隆拍下了整个过程，最后的放映效果证明，一切都如预想的那样稳当。

就在《阿凡达》计划就要实施之时，卡梅隆“大帝”征服和殖民火星的想法开始冒出火花。2000年，卡梅隆来到俄罗斯，在那里接受驾驶前苏联宇航飞机的训练。他将在国际太空站上度过30天的时间，并在外太空行走的同时，用3D摄像机记录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要真实地做到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做到的一切。

为了证明把摄像机带入外太空是安全可行的，卡梅隆决定先在深海里做一系列的测试。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2001年夏天，他乘坐潜水器又一次拍摄了这艘沉没已久、让他和无数观众泪流满面的巨型邮轮。可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他的拍摄计划被迫压缩，国际太空站的任务也被搁置一旁。2003年，一部名为《深渊幽灵》的3D纪录片仍然问世了，虽然只有很少的观众看过它。

2005年，卡梅隆又推出一部全新制作的《深海异形》。片中大胆提出许多假设，认为深海中的生物造型十分类似想象中的外层空间生物，因此生活在深海中的奇特生物，可能就是来自外层空间的异形。

在美国宇航局(NASA)和搜索地外智慧（SETI）科学家的帮助下，摄制组前往分布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10个潜水点，用了16个月的时间，去挖掘海洋深处无穷无尽的奥秘。

他们一直深入几千米以下的海底，这里没有阳光，水里含有巨毒，海底火山的岩浆喷口使得地表沸腾灼热。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造物者却创造出许多最稀奇古怪的水下生灵，比如6英尺长的虫子，身上布满了红色的血管，可是却没有消化器官；全盲的白色螃蟹和短脚的蜂窝虾，可以凭感觉辨别方位、取暖和觅食。这些深海异形所生存的封闭环境和地球上其它物种的非独立生态系统完全不同。它们使卡梅隆产生这样的联想：这种生命的形式会存在于外太空吗？

如今卡梅隆已经为美国宇航局当了3年的科学顾问，并参与研究用于火星探测任务的相机。他还是火星协会最活跃的一员，这个私人组织的成员均为科幻小说家和太空员，他们的目标是带领人类探测并最终移民到火星。

8. 4年前，他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阿凡达》的拍摄制作中。

《阿凡达》的拍摄地点有两个，一个位于新西兰惠灵顿的“石街摄影棚”（《金刚》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他用了31天完成了影片真人部分的拍摄。另一个片场则位于洛杉矶PlayaVista一座被称为“录音棚”（TheVolume）的原休斯顿飞机工厂内(面积是一般动态捕捉工作室的5倍)，进行动作捕捉的拍摄，这样的拍摄同样耗费了31天。

“录音棚”内，演员们身穿黑色束身服，上面布满了白色的小光点，而天花板上则布满了120个黑白相间的监控摄影机，它们用来捕捉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并把这些动态嵌入到数字场景当中。

演员的面部特写通过头戴一台对照他们面孔的动态捕捉摄像机完成，这台机器将会捕捉到他们脸部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面部肌肉的抽动，瞳孔的放大和缩小，牙齿、嘴巴和嘴唇的互动。之后一切数据将被上传到房间四周的十几台电脑中，而这些数据将与CGI（动画模拟）人物的动作合二为一，最后再加上虚拟场景一起传送到卡梅隆眼前的取景器上。

对于卡梅隆来说，这就像在执导一场在潘多拉星球真实上演的动作片。1米8高的演员索尔蒂娜在卡梅隆的取景器里成了行走在外太空星球丛林里的身高3米的纳美族公主。

另一边，在剪辑室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初期的图像生成。此时人物的刻画还十分粗糙，仿佛90年代的电脑游戏。经过电脑的二次加工和雕琢，纳美人的公主涅提妮开始从屏幕上复活，她的皮肤变得可触摸和布满光泽，她的绿色大眼睛有了生气。

事实上，《阿凡达》对自然场景的依赖比以往任何一部实况动作片都少。那些看起来极度真实的纳美人，都是艺术家们在积年累月中一步步完善他们的身体、传情达意的眼睛和尾巴而雕琢出来的作品。如果你把镜头缩近，看看纳美人身上挂着的一串串颈链，每一颗珠子都是如此的清晰和真实，因为它们都是由一名数码设计师所画，这样才能让人感觉出手工制品的质感。除此之外，潘多拉星球上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寸草地都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这套专门为《阿凡达》订造的电脑系统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制作完成，其中的运算极其复杂，它非常精确——甚至能复制皮肤表层下肌肉的抽动。虽然对于电脑来说，屏幕上的一切只不过是一长串的1和0，要想把它生成人类所能认知的画面，单幅就需花费30个小时。

卡梅隆曾经算过，整部《阿凡达》只有15个镜头不包含特技，如此庞大的特效需要漫长的后期制作，这也是为何电影原定的上映时间被推迟了半年，并超出预算6000万美元。

卡梅隆联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3家特效制作团队。“维塔”800人团队（WetaWorkshop，《指环王》三部曲、《金刚》都是该公司承担特效制作）负责动作和表情捕捉，以及最后的CGI生成。“工业光魔”（IndustrialLight&Magic，导演乔治·卢卡斯为拍摄《星球大战》于 1981年创立）负责后期特效。至于“数字领域”，则是当年《终结者2》和《泰坦尼克号》的功臣，他们擅长制作大气、海洋、尘埃等细微颗粒效果。除此之外，还有数家小公司分门别类地为影片打磨视觉效果。

至此，一支传奇、高效、无敌的团队诞生了。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塑造出最鲜活真实的潘多拉星球。

《阿凡达》的虚拟场景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当你把它与现实中的演员放在一起，也没有人能分出真假。

“这部电影融合了我一生的所有成就，”卡梅隆自豪地说，“没有人做过比这更复杂的事。如果你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不可思议的高度并且失败了，你的失败也胜于其他任何人的成功。”

9. 乔治·卢卡斯曾说：“凭空创造出一个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疯子才能够完成。我曾创建一个《星球大战》的世界，卡梅隆现在做的这些是在挑战我们这些前辈的成果。”

在《阿凡达》里，卡梅隆也希望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2005年8月，卡梅隆首先写信给南加州大学教授保罗·R·弗洛莫（PaulRFrommer），请他为剧本里的潘多拉星居民创造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他的建议是从居住在新西兰的毛利人语言里寻找灵感，于是弗洛莫在13个月之后交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全是他创造的外星词汇。卡梅隆一面让弗洛莫去教演员们开口说这门从未有人讲过的语言，一面开始根据这本词典来命名潘多拉星上的生物。

卡梅隆自己在深海中的拍摄经历也被大量运用在影片中。海洋深渊里的巨藻林、珊瑚礁和深海鱼类成为了片中大部分动植物的原型。他又请来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植物学系主任朱迪·霍尔（JodieHolt）为他创造的植物描绘出以科学为依据的细节。

尽管大部分的动植物设计工作都交给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来完成，卡梅隆还是给自己预留了一样生物，由他亲自设计——闪雷兽。这类生物是潘多拉星球上的顶级掠食者，体长超过5.5米，高2.5米，用6条腿奔驰，头部背部覆盖着重铠甲，拥有足以撕裂一切的坚腭，能嗅到13公里以外的猎物。它们都是独自狩猎，在 300平方公里范围之内。

按卡梅隆的说法，这头怪兽可以把异形当点心吃，而他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超越自己，超越曾经的异形。

卡梅隆还聘请了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一位音乐教授和一名考古学家来设计潘多拉星的大气密度和一种三声阶的异族音乐。这些最后都由一组人编撰成了一本厚达350页的《潘多拉百科全书》，详细记载了一套完整的外星生态和文化。

卡梅隆要超越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百科全书》。他同时确信，《阿凡达》将是一部更新电影历史的作品。

“关于这部电影的制作技术已经说得很多，坦率地讲，我不关心电影是怎么制作的，”卡梅隆说，“《阿凡达》是一个爱情故事，我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铁血和战争。”

在《阿凡达》剧本里，卡梅隆这样写道：“一个世纪后的地球，人口是今日的3倍，达到200亿人。整个地球几乎已被灰色的人类文明覆盖，月球暗的那一面也闪烁着人类都市的光芒。人口过剩，过度开发，老旧的核废料外泄，空气污染，滥砍滥伐……曾经绿意盎然的美丽星球，看起来已跟化粪池没有两样。海洋因过渔而贫瘠，有毒的废水不断流入，所有的鲸鱼与一半以上的鱼类已经绝种。陆地上，跟世纪初相比，一半以上的物种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大多濒临灭绝。人类利用科技上的优势，得以继续生存，但几乎与大自然失去了联系。不再有国家公园，只有越来越多的集合住宅和蛋白质农场。昔日风景如画的国家公园已开发成高级公寓住宅。沿岸海域几乎都被开发为养殖场，因为只有螺旋藻的生产率大到足以养活所有人。”

在卡梅隆看来，世界已经疯狂了，但人类还有足够的时间毁灭自己。他在自家建造了一个私人水泵。当加州的山火熊熊袭来，邻居们尖叫奔逃，卡梅隆则把泡沫混合进后院的游泳池，用抽水机把水沫洒满整栋房子。他穿上黄色的防火服，戴上氧气面罩，像真正的“国王”坐在椅子上，等待大火的来临。

火像一堵30多米高的城墙，沿山坡直冲而下。卡梅隆终于看清了末日来临的图景。

10. 从 1992年开始，卡梅隆一直住在加州马里布的一个高级社区里，梅尔·吉布森和“小甜甜”布兰妮都是他的邻居。5年前，卡梅隆又买下了隔壁的房子，同样的设计师，同样的风格。这所房子曾经属于好莱坞老兵乔治·斯科特，内有一整套电影后期设备、几个剪辑室和一个放映厅。

这位导演家里有许多“玩具”。他曾拥有一架“喷气突击队员”直升机，现在车库里停着一排越野摩托车，3辆哈雷、一辆杜卡迪和外喷经典蓝白线条的福特GT。当然，最后还有一辆从内饰、车身到车顶全黑的雪佛兰科尔维特。闲暇之时，他设计潜水器，现在手头上研发的一台可以下潜到10公里之下的深海。他将用潜水器探测马里亚纳海沟——地球上最接近地心之处。

卡梅隆有过5任妻子，分别是女招待、电影制作人、导演、演员、演员。4个孩子，从2岁到16岁，和一个19岁的继子。2000年他和演员苏茜·爱弥斯结婚。苏茜曾在《泰坦尼克号》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在爱弥斯之前，卡梅隆太太是琳达·汉密尔顿，她曾在《终结者》系列电影中饰演萨拉·康纳。她说，她和卡梅隆在第一次拍摄时相处得并不好，“拍完那电影，我就常开玩笑说，那个人一定站在机器人一边。”

萨拉·康纳想结婚，但是卡梅隆对传统的家庭生活不感兴趣。“他过去常对我说：‘什么人都能做父亲，做丈夫，但是这世界上只有5个人能做我现在做的事。我要做这个。”直到萨拉怀孕，生下卡梅隆的第一个孩子——约瑟芬，他们才结婚。不过9个月后，婚姻宣告结束。

在萨拉之前，卡梅隆刚和女导演凯瑟琳·比奇洛离了婚。如今她的电影《拆弹部队》将与《阿凡达》同时竞争奥斯卡。

卡梅隆的老朋友威舍尔说，卡梅隆的生命中总是有强势的女人。“他喜欢描写她们，也喜欢和她们结婚。如果说他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这就是最重要的：女人和自主权。‘命无定数，强者自有可为’——这是《终结者》的台词，我敢说这也是卡梅隆的人生信条。”

金错刀们逼问下的企业秘笈总是处处是精华，当然不是要傻得用媒体的眼光去理解一件你正在为之付出的事业(每个门户企业都有一套复杂的信息化的经验系统)， 也不是要流于表面地去理解它内在规律(停留在表面的学习会使你迷茫不已，别人吃过的苦却永远不会告诉你)，也不必妄自菲薄你固然可能是很年轻的(别忘了在 腾讯，就敢于用相当一批为人们诟病的八零后)， 也不要搞什么个人祟拜(不仅要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要知道Boss也不一定都对)，而是要深刻的、谦逊的理解互联网产品正在被中国踏实苦干的一群人(而不是某个人)所默默改造，请你不定期否定自己，不断追问自己做事的逻辑，不断问自己：我们的产品基因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企业基因又是什么？

文 | 本刊记者 林涛 编辑 | 金错刀

　　看上去，马化腾和腾讯王国达到了一个巅峰：2300亿港元的互联网“市值王”，2009年上半年54亿元的销售额，活跃帐户数达到4.480亿，最高同时在线帐户数达到6130万。
　　这些破天荒、彪悍数字的背后却站立着一个并不彪悍的人。

　　这个被称作“小马哥”的潜行者，在中国互联网大佬里，不是最先行的(早期ICQ有五六十款模仿者)，不是最帅的(以前是张朝阳，现在是李彦宏)，也不是最有野心的(你当然会想到马云)，“不比一般人聪明”，不够凶猛、缺乏传奇，总之，不够酷。
　　业界对腾讯有敬畏也有愤怒。腾讯有点像互联网界的微软，凭借着强大的用户基础和“后发制人”战略，先后在休闲游戏、网络游戏、门户、电子商务等领域攻城略地，最近，被谈论得最多的则是QQ邮箱、QQ输入法、QQ旋风、QQ影音等的来势汹汹。在这过程中，腾讯的一些做法被某些同行指责为“抄袭”。
　　一贯谨慎的马化腾喜欢使用“渗透”这个词汇来代替进攻。这份谨慎使得腾讯在过去十多年里几乎没有犯过大错，同时代的中国互联网大佬，大都曾经因为冒进而吃过苦头，包括盛大陈天桥的“盒子”、马云收购雅虎中国。

　　对外部人而言，马化腾的凶猛王道只是一个垄断者不断扩张的传统故事，但对腾讯内部员工而言，让腾讯一骑绝尘的并不仅仅是所谓的腾讯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马化腾管理公司的方式。其核心在于，永远认为公司处于危险之中的马化腾，在“用户体验，快速迭代”这一战略下，建立了一整套从运营、产品、技术创新、管理，到数据挖掘、企业文化等的学习型系统。

　　当这套系统被赋予一种明确的方向，发挥出的能量是可怕的。在内部演讲中，马化腾不断强化这种方向感，“就像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水和电的依赖一样，我们要做成互联网上的水和电。”
　　是的，互联网之水。

　　中国有三家最重要、也是市值最高的“互联网之水”——全业务模式平台型公司，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这三家公司分别依托IM、搜索和电子商务，又都同时在试图以全业务的模式进入对方领地，结果他们每家公司都有了自己的搜索、IM和电子商务。过去几年，他们之间已经有过多次小规模的短兵相接。不过在一番试探之后，三家公司均发现对方的实力不俗，强行进入对方领地难度太大。他们都有自己鲜为人知的“重武器”。
　　这是一场关系未来的“水之战争”。

　　“搜索、电子商务这两个硬仗一定要坚持打。”马化腾用少有的强硬语气回应《中国企业家》。他并没有透露自己在搜索引擎和电子商务市场决战的时间表。不过在采访结束几天之后，腾讯旗下搜搜网悄然用自己的搜索引擎更换了过去几年中一直使用的谷歌引擎。

　　从腾讯的受挫开始说起

　　马化腾在产品多元化上遇到的挫折比你想像的要大。

　　2002年，腾讯就开始决定上马网络游戏，当时马化腾带着团队去上海拜访陈天桥，到美国观摩E3游戏展会，不过对于上马网游，腾讯的高层内部有不同意见，“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离我们当时能力很远，几个创始人没干过，不懂，然后周围也没有这样一个经理人，不懂。”马化腾回忆。
　　最后的决定是从韩国引进游戏来代理运营。后来，签下了一个30万美元的《凯旋》，结果当时由于游戏自身和腾讯缺乏网络游戏运营经验，《凯旋》变成了“卡旋”，马化腾专门从公司外招来做《凯旋》的人也都全部离开了腾讯。
　　《凯旋》失败之后，公司里面的反对声音又大了起来，“有质疑的声音的，就是腾讯做棋牌类游戏的平台比较合适，做大型网游离IM太远了。我们是不应该进入那个领域的。”负责腾讯网络游戏业务的互动娱乐业务系统执行副总裁任宇昕回忆。
　　有了这次教训后，马化腾抽调了最核心的技术骨干投入游戏研发，开发出一款休闲游戏《QQ堂》，QQ堂一开始也很不成功，半年后回炉再造后才逐渐好转起来。不过这种休闲游戏并不能像盛大的《传奇》那样带来巨额收入，到2005年，腾讯推出了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大型网游《QQ幻想》。
　　“很梦幻的开局。”任宇昕说，刚刚开始公测，《QQ幻想》就获得了66万用户，创造了国内网游的纪录。但是好景不长，由于《QQ幻想》产品设计得有些简单，很多人很快就全部过关，而且当时正是陈天桥、史玉柱推广免费游戏，走收费模式的《QQ幻想》没能跟上大势，结果这款游戏成为了一款高开低走的作品。

　　腾讯在网络游戏市场所经历的诸多挫折证明了一个问题：庞大用户平台的推广只是腾讯多元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的条件。

　　马化腾再次祭出腾讯最为熟悉的跟随策略后，腾讯的网游业务方才拨云见月，“我们以务实的角度去考虑选哪些类型的游戏，去选前人已经跑开，证明能够成功的种类。”2008年，腾讯选择了两款在韩国被证明成功、但是在中国尚未运营成功的游戏，《地下城与勇士》以及《穿越火线》，这两款游戏最后都突破了100万人同时在线的大关。
　　马化腾选择游戏的标准是，“(为了)填补哪一个最可能成功的细分领域，就专门去找，或者是去投资。”然后把“细分领域也能够做到很透，做到极致”。

　　从用户需求出发，对用户的细分和服务，这正是拥有海量用户的腾讯的拿手好戏。腾讯在代理国外网络的同时也介入到对所代理产品的研发中，“我们不是简单一个运营商，是运营商再加上一些合作，包括联合研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成功。”马化腾说。比如，腾讯代理的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穿越火线》，腾讯就根据中国用户的体验和反馈进行了很多调整。

　　马化腾在网络游戏领域的多年耕耘终于收到回报。在2009年第二季度，腾讯网络游戏收入达到12.41亿元，从而超过盛大的12.305亿元成为国内第一，腾讯网络游戏的收入占到整个中国网络游戏市场总额61.79亿元中的20.2%，远远高于排名第三的网易游戏的7.8亿。网络游戏已经占据了腾讯当季总收入28.784亿元中的将近一半，以腾讯网络游戏的增长态势看，网络游戏在腾讯整体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一半并非难事。

　　让我们转过头来看看马化腾另一个“受挫”故事——QQ邮箱。聊到QQ邮箱时，马化腾回忆说，“前面一年半快两年是很痛苦的，试了几个路都做不通的。”　四年前的2005年3月，马化腾在收购张小龙的Foxmail邮箱团队时，所有人都认为腾讯做了一笔好买卖。当时腾讯急迫地需要一款邮箱产品来对抗MSN的Hotmail。Foxmail是那个时候唯一能与微软Outlook对抗的邮件软件，张小龙更是国内出类拔萃的技术专家。当时谷歌推出了划时代的产品Gmail，全世界的互联网公司都在疯狂模仿，张小龙们也自然选择了这个方向。半年之后，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张小龙的团队用最顶尖的技术做出的是一款既笨重，而又速度超慢的产品，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小龙也没有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前后花了近两年时间，做出的产品却这让当时腾讯公司有的高层对他们很不满意。

　　到2006年底，腾讯的邮箱团队决定放弃之前的思路，转型做一个轻便、精简版本。到2007年春天，解决了速度问题，与其他邮箱产品功能相近的精简版QQ邮箱上线，一切正常，用户量也在慢慢上涨。随后，一系列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创新陆续出手，QQ邮箱团队在2008年里居然发现了400多个创新点，其中一个让QQ邮箱获得广泛口碑的创新是对大容量附件的发送功能，与其他邮箱通常只能发送5M左右的附件不同，QQ邮箱将附件容量扩大到了1G，这一功能获得了许多办公室白领的欢迎。
　　QQ邮箱死而复生，2008年底，腾讯一年一度的创新大奖授予QQ邮箱团队。
　　发生在邮箱产品上的故事表明：在多元化发展上绝招颇多的腾讯，也会遇到“基因冲突”这个大难题。张小龙的Foxmail邮箱团队是一种做软件的基因，而腾讯则是互联网基因，从而产生产品方向错位的冲突，而腾讯耗时两年时间才实现了自己的基因移植。

　　“首席体验官”
　　深夜两点，一个被女同事称为小马哥、男同事叫做Pony的人打来电话提醒，他在腾讯网站的首页上发现了一个错别字。
　　还有一例。QQ邮箱在2008年的400多个创新点中，有近300项是由马化腾本人发现和提出。马化腾发现这些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反复使用，过去一年，他在与QQ邮箱研发团队的沟通过程中拒绝使用其他通讯工具，全部交流都通过QQ邮箱来进行，近300个改进意见正是在他使用的过程中被一一提出。

　　在采访中我们曾问马化腾一个问题，“外界最让你难以接受的误解是什么?”
　　马化腾考虑了半天后回答，“产品出个什么问题的，特别多的人骂你。”

　　身为腾讯的“首席体验官”，马化腾要求每个“产品经理要把自己当一个挑剔的用户”。这种长期以用户身份来体验公司产品的做法，在腾讯自上而下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

　方斌是腾讯输入法的产品负责人，腾讯输入法在推出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6000万用户，方斌和他的团队在研发这款输入法产品的流程也是腾讯产品研发的标准流程。

　　2006年9月，腾讯决定启动输入法项目，当时先是由两三个技术人员进行一些相关背景的详细研究，包括市场大小，已有的产品能不能解决用户的需求，以及还有哪些未被满足的需求，同时进行一些技术储备。立项阶段结束后，2007年进入到正式的产品研发，第一个阶段是“原型期”，这个时候的用户体验在方斌所属的腾讯研究院内部进行，半年时间内，研究院的同事给这款输入法提出和发现了超过百条建议和漏洞，在这个阶段，一些技术上的漏洞基本上会被解决。随后，就进入到产品化的开发阶段，这个时候的产品就会推广到整个公司平台，全公司的人都会来参与体验这款产品，在这个阶段，方斌收到了超过1000条意见。其中还包括没有技术背景的公司总裁刘炽平通过内部即时通讯系统发来的意见。

　　在产品正式推出后，真正海量的用户体验收集才开始了，每一款产品，腾讯都专门提供了官方博客、产品论坛等用户反馈区，为了获得更多用户反馈，腾讯影音产品甚至在最显眼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反馈”按钮。前一阵正值暑期，方斌每天都能够在官方论坛里收到超过200条的用户反馈。

　　就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前一周的某天，方斌接到马化腾关于词库更新方面的一些内容，马化腾比对了腾讯和搜狗的输入法，提出“我们的词库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提示性的界面?”老板的建议是否被采纳，“就看这种建议是不是合理。”如果合理，在产品的下一个版本中就会反映出来。

　　为了解答用户体验的一个终极问题：用户到底需要什么?腾讯专门建了一个秘密武器：Support产品交流平台。Support是一个海量用户与产品经理直接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产品经理通过每天在自己的产品交流版面的浏览，获取到用户的需求与想法。通过“我要说一下”，让用户自己来说。

　　此外，马化腾还要求产品人员找到所有在其他博客、论坛里出现的关于腾讯产品的评价。找到用户评价还不行，还必须迅速反馈，每一个问题都必须给予回答并给出相应解决方案，而且还不能只是使用“知道了”、“谢谢”之类的敷衍话语。有时候马化腾在网上“闲逛”时发现有用户提出的问题下面没有腾讯产品经理的回答，他就亲自动手来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然后同时给那位“失职”的产品经理写上封邮件。

　　虽然公司没有明文要求，方斌和他的小组其他工程师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两个小时轮流监测、回复网上出现的用户意见。

　　“这个跟公司的文化有关系，因为我们公司整个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如果你不能够很好地满足用户，最后体现在你的产品就做得不是很到位。”腾讯研究院院长郑全战说。
　　相对于其他公司的产品论坛，很少有能像腾讯这样上升到战略高度，郑全战有一次在竞争对手的论坛里看到一款产品的论坛上的用户抱怨声很大，结果三四个月也没有改进。这在腾讯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腾讯甚至把各个产品线上的用户体验人员，全部拎出来成立了一个公司级的部门——用户体验与研究部，从战略性的高度来建设，刚开始是十几个人，现在已有近百人的规模。

　　腾讯对用户体验的研究极近细腻，据说仅仅是关于研究用户卸载一款产品的过程，腾讯工程师就能做出30页的文字报告。

　　这就是被马化腾奉为金科玉律的法则：用户体验，快速迭代。马化腾解读说，“互联网化的产品都是这样，它也不像传统软件开发，一下子刻光盘就推出，我们永远是Beta版本，要快速地去升级，可能每两三天一个版本，就不断地改动，而且不断地听论坛、用户的反馈，然后决定你后面的方向。”

　　马化腾就是腾讯产品创新最快的刀锋，这就产生一个疑问：如果没有马化腾的监督加震慑，员工们还会自觉这样干吗?

　　CTO熊明华就认为马化腾在公司除了身教还需要言传，因为“只是身教会有一定的负作用，下面的产品人员就会有一定的惰性，会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先不讨论了，看Pony的”。他开始努力推动马化腾去花费更多时间进行产品人员的培训。不过马化腾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尤其不擅长在众人面前演讲，去年底，熊明华让人根据马化腾和广州研发院在研发QQ邮箱过程中提出建议的邮件总结成一个演讲稿，“逼”着他在公司的产品技术峰会上做了一个讲演，结果“他讲得非常的成功”。后来，这篇马化腾关于产品的演讲录在互联网上流传广泛。

　　重武器：数据挖掘
　　像马化腾一样关注产品的互联网CEO还有不少，比如丁磊和史玉柱，他们也是著名的用户体验派。但是，马化腾用户体验战略的冰山下面，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基座。
　　这一冰山基座就是数据挖掘系统，就是从大量数据中获取有效的、新颖的、潜在可用的、最终可理解的信息，以辅佐公司战略的数字神经系统。这是一个真正的重武器，即使整个中国互联网，真正拥有这一系统的公司也极少，只有那些具备平台级优势的公司才拥有——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盛大。
　　五年前开始，马化腾开始要求各条业务线的主管每天给他发送一封反映业务指标数字的邮件，内容包括包月用户是多少?增加了多少?减少了多少?跟上个周同日比，或者说是跟上个月同日比?分别升跌了多少?有什么异动?“这个是需要每天都去关注的东西，如果说你做管理者不去看这些东西的话，很久才看一下，中间会错掉很多东西，或者说你反应速度会慢很多。”马化腾说。

　　不仅自己看数字，马化腾也要求每一个高管、部门负责人、甚至产品经理也要对数字保持密切关注。

　　去年底，马化腾开始把数字经营的理念引入到腾讯门户网站的运营管理中，“原来广告就有点粗放，往往都是季度末才开始冲业绩，找代理，今年开始就每天都有一封信，上面有广告资源的消耗，黄金位置消耗了多少等。为什么会这样?过去他们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体系，今年我们就开始要求他们每天要看，所有的网络媒体、广告销售部门的领导班子，每人一封信都会看到这个数字，培养这种数字运营的感觉，很重要的。大家就不会人浮于事，到最后找各种理由来推托。有什么事应该早知道，要多问。希望靠这种思路能够把我们每一块业务都带起来。”

　　数据是每一家互联网公司安身立命的基础之一，不过像腾讯这样长期坚持以数据为导向的公司并不多。1999年，腾讯刚刚成立不久，当时天使投资人刘晓松决定向腾讯注资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当时虽然他们的公司还很小，但已经有用户运营的理念，后台对于用户的每一个动作都有记录和分析。”

　　在成为用户最多的互联网公司后，腾讯所掌握的用户数据量日益丰富，挖掘这些数据成为腾讯后来在多元业务扩展时屡试不爽的重武器。有分析人士甚至说，“数据挖掘”才是腾讯最具门槛性质的技术。在中国，腾讯绝对是数据挖掘的高手，但是和微软这类国际强者比起来，仍是起步阶段。

　　数据挖掘的更深层部分是腾讯在IDC(互联网数据中心)上的积累，比如高速上传、大容量邮件传输的后台及基础技术支持。“我们每一天用户上传的照片数，可能就是中国一个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一个月的数据量。”

　　2007年，腾讯成立了腾讯研究院，研究院共有六大研究方向，数据挖掘正是其中之一，“以用户为中心，如果你对用户什么都不了解，那是空话。”郑全战说。

　　“用户一尝试，用一两秒钟就退出来了，这说明这个可能没做好，而不是他不想用。或者他连光顾都不光顾，没这个需求。这是通过我们后台都可以看出来。我们也有对竞争产品相同功能的一些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个比较，比如一个功能用户(在竞争产品上)停留了二十分钟，我们这边只有五分钟，那说明我们的性能有问题。”郑全战介绍。

　　数据挖掘还有一个特种部队，T4专家组。T4就是专家工程师，在腾讯的技术职业路径里，一共6级，从T1(工程师)到T6(首席科学家)，T4是一个中流砥柱般的存在，必须做过亿次级的用户量级才能当选，目前不到50人。一旦遇到重大的产品难题，由T4组成的特别小组就会加入，他们亿次级用户量级的经验将发挥作用。

　　对用户的数据挖掘后来在腾讯网络游戏的崛起中也发挥了大作用。腾讯从2003年开始运营网络游戏，曾遭遇挫折，直到2008年，腾讯才在多个细分市场找到了合适的韩国游戏作品，在代理韩国游戏的过程中，腾讯提出来要介入所代理游戏的研发，例如对《穿越火线》中子弹射出后的弹道设置，腾讯根据对用户的挖掘数据认为，韩方原本设计的逼真效果对中国用户并不合适，用户对腾讯设计出的“比较爽快的，节奏快的，鲜明的”的弹道设计更加兴奋。最后的结果表明，腾讯是对的。

　　腾讯强大的数据挖掘和产品能力仅有的几次失效出现在搜索和电子商务。搜索的技术门槛颇高，“搜索的研发需要时间。”马化腾说。

　　“那是最难了。”马化腾承认腾讯拍拍网在C2C领域的处境困难。“C2C是有很强的网络效应，不是你单方面做好系统就行了，还要买家、卖家都要一起成长，如果是卖家不多，买家自己不来;买家不来，那卖家也不愿意在里面花精力去伺候你，淘宝应该说是占了很大的先发优势。”

　　对数据的挖掘不仅可以用来进行用户研究，还大大提升了腾讯的运营效率。早期，腾讯曾经过度使用群发广告来推广产品，这样的大规模推送广告不仅“大部分是浪费掉的，而且还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这两年，腾讯开始进行推广资源的控制。

　　比如，公司分配给业务单位的群发数保持恒定，同时公司的战略发展部门派出一个小组来专门管控群发广告的效率，这个小组会先给业务部门做测试，比如业务部门要发几千万条广告，就会被要求先发几万条试一下，一旦发现效果不好，必须进行修改，或者是更换广告发送的用户群，如果广告后发送的点击率和用户满意度下降，下个月分配给这个业务的推广预算就会被扣除，反之，如果效率高，这个产品就会得到更多的营销资源奖励。这一模式逼迫得业务部门对用户数据挖掘得更加精细后才会进行广告群发。“要靠这个奖惩来控制营销的资源”。

　　这一制度执行的结果是，“起码把四分之三的水分挤掉了，只有以前四分之一的推广量，但是效果其实没有变化太大。”马化腾说。

　　马化腾：温和平淡的“水风格”

　　38岁、天蝎座的马化腾有他安静、封闭的一面。童年时的马化腾生长在当时尚属偏僻之地的海南，观察天象成了他最大的爱好，时至今日，马化腾仍然是一个天文爱好者。有一次去美国参观E3游戏展，看到此前从未见到过的北半球天象，他当时就在路边如痴如醉地观测起来。马化腾痴迷天文直到高中毕业，他还甚至一度准备报考天文专业，不过他后来选择了更加实用的计算机。从某种程度上，这些经历塑造了马化腾后来的一部分性格：不擅长与人交流，但是让他静下心来研究一件事情却是手到擒来。而大学则培养了马化腾的领导力和现实主义的一面，他把自己的研究成功出售给一家公司，并因为获得了5万元报酬而欣喜。由于总是能在中立的态度看问题，同时还能尊重他人的意见，他逐渐成为一些小团队里的主轴，他思维能够迅速从一个产品原型发散到“这个可以怎么用”，于是“一下子把别人的兴趣也挑起来了”。

　　马化腾既没有马云那种强悍的作风、非凡的个人魅力，也不像海归派李彦宏那样洋气十足，一副绅士派头。有一次腾讯公司开晚会，一个女性主持人激动之下拥抱了马化腾一下，当时现场所有人都看到小马哥立刻就窘迫得涨红了脸。

　　资深互联网人士谢文记得，他第一次见马化腾时，马化腾握着他的手说，“我们通过电话，幸亏我们握手晚了几年，要不然当年就被你们买走了。”在谢文看来，“腾讯是比较自然的一个公司，你跟它打交道不痛苦，人很谦虚，很简单，也不强人所难，那种自傲或者是自得压得非常深。这是马化腾，他们几个创始人带过来的，是人的本色。”在谢眼里，马云是狂人，马化腾则是强人。

　　在他看来，马化腾的“强”表现在，认真执着，学习力惊人，同时尤其肯去倾听不同人的不同观点，不会很主观臆断地去下结论。

　　一位熟悉腾讯创始团队的人士评价，腾讯的5人创业团队内部有合作也有制衡，“对外马化腾知名度很大，但是对内是相对民主的，就像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大家都是老板”。

　　这5人早年就是同学或同事，所以互相之间知根知底，马化腾根据各自特点分工来确定各自出资和占有股份的多少，马化腾虽然一股独大，但并不绝对控股，这导致腾讯的创始人团队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民主决策的氛围，后来，当腾讯公司发展到数千人的规模时，这种民主决策的风格被保留了下来。谢文曾经参加过腾讯公司的会议，留给他的印象是，“集思广益，是投票表决，是专业的，是公正的。”

　　马化腾要求每个中层管理为自己“备份”副手，腾讯的高层团队里也一直有着这样的配对模式。早期，在创业团队中负责研发的张志东和负责市场的曾李青是力量最突出的一对，2004年上市之后，腾讯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职业经理人引入。2006年，公司进行了事业部改造，按公司业务划分为互动娱乐、互联网业务、无线和网络媒体四大板块，公司创始团队的部分权力下移，职业经理人的权限得到提高，刘炽平被任命为总裁，其投资银行背景为腾讯获得香港资本市场认可，并进入恒生指数立下大功。

　　当时担任公司首席运营官的是曾李青，在此之前，他负责整个腾讯公司的市场业务。在腾讯的组织架构调整之后，当时公司出现了首席执行官、总裁和首席运营官共同存在的局面，同时，权力下放事业部。曾李青的权力被分散，不久后曾李青辞去了在腾讯的职务。此后，创始团队中的许晨晔也曾经有意淡出，不过受到马化腾挽留。许性格温和，从不急躁，亲和力很强，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做决策会充分考虑到不同角度人的看法。马化腾需要他在团队中起到润滑剂作用。

　　现在，除了曾李青，四位创始人都还留在公司，公司最核心的12人决策机构总裁办公会里形成了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各半的局面，新的权力平衡在腾讯高管中形成。

　　在中国互联网公司里，创始人与空降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平衡，往往会发生激烈冲突，网易的丁磊曾经引入职业经理人，又自己将其驱逐，搜狐张朝阳也同样如此。马化腾在人事调整上的节奏把控相当到位，这使得腾讯在引入职业经理人和创业元老的退出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流血”事件。对于在腾讯空降的职业经理人，马化腾的评价是“融入得很好”。

　　唯一离开公司的创始人曾李青离开得也很潇洒，在腾讯公司的官方网站上，他仍然以终身名誉顾问的身份排在高管列表之中。腾讯的创始团队组合的稳定性和职业性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仅有携程创业团队可以与之媲美，携程梁建章、季琦、沈南鹏、范敏四人创业团队先后轮番担任公司CEO，但公司却依旧保持高速稳定发展。

　　在管理上，马化腾学习的一个对象是同城的华为，华为在电信服务、产品意识、组织管理上都给腾讯很大的借鉴，有内部人士说腾讯不仅仅是学华为，也学惠普、微软。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学习，但不管怎样，华为的大公司管理基因还是带给腾讯不少好处，不少互联网公司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的管理冲突，并没有在腾讯身上发生。

　　随着腾讯朝着“超级竞争”的迈进，马化腾这种温和改良型的强人哲学也面临“超级挑战”。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诸侯割据的大企业病变得严重，在公司做的内部人员满意度调查中，跨部门的合作总是被认为是，“很累，很难去做”，马化腾将总裁办公室下属的战略研究部扩张到了数十人，他寄望这样的智囊团组织能够在理顺内部格局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马化腾希望能够将冲突放到桌面上讨论，然后由智囊机构从整体公司利益的角度来做出公允判断，“这样的话，冲突的问题能够更快地浮现出来，几个老大能够尽早地PK，要不然，你上面也不管，下面也就推不动，那肯定出问题。”说这话的时候，马化腾从一个技术专家变成了一个颇有智慧的管理高手。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问马：“遇到大难题，你的内心天人交战时，会从哪探寻答案?”

　　马化腾的回答一贯中庸、平淡如水，“最关键还是看决策对未来平台或用户有没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

来源: 《中国企业家》杂志 

All，这不是成功的人吗？只不过然后，他才做了成功的商人，也是很好的时代榜样。
良好的价值观，成熟的入世准则，才是我们的同行人。谢谢简单，谢谢执着，谢谢坚持操守。

Quote:

　　王传福的经营、生活方式也很独特。比亚迪公司所有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是玻璃墙，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表现出其要实现良好沟通和透明经营的意志。去 年王传福仅正式资产就达2万亿韩元，已是名副其实的大富豪，但他却坚持住在员工宿舍楼旁的很普通的房子里，对名牌服装等也是一律拒绝。王传福还是一位“研 发(R&D)狂人”，以至于亲自负责电动车研发项目。王传福表示:“计划将研究人员和公司员工分别增至3万人和30万人。这些人就是我最大的资 本。”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像王传福这样的“60后企业家”正在不断涌现。例如，创业仅5年就发展成世界最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施正荣、全球最大的企业间(B2B)电子商务网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世界市场份额第二的搜索网站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这些人都凭借对成功的专注，克服种种困难，在相应的领域征服了世界市场。李彦宏在2000年成立公司后，在一家三星级酒店租借两间客房作为办公室，在艰苦的经营环境下发展了实力。

　　中国将在10月1日迎来建国60周年华诞，而中国的发展趋势迅猛，就是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家热情的创业精神。反观，韩国在近十年间，通过自主创业实现1 万亿韩元以上销售额的公司只有一家。可以说当前已经是“火烧眉毛”，急需恢复能够与中国“60后企业家”抗衡的有动力、敢于挑战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的商业人士，特别是奋战在互联网一线的所谓智商极商的一群，在下水的那一天，就要记住一定要有钱、有势、有群P的意识，万一没有勇于群P的意识，也要有钱雇佣得起能群P的人和拍A片的团队。万一你不小心只能冲出来当一记有限期N年的名人，也要有一股气势提到丹田，生生和A片厂商共同群P到一起。

medi@gers，恭喜你来到聪明人的世界开始混。(链接就不转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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